极目新闻记者 舒隆焕
近日，一名古建爱好者在山东省济南市四门塔景区参观，发现一处佛头侧面有“山东省测绘局十五人到此……”的刻字，其感到愤怒、遗憾和无奈。网友直言，佛头刻字，没有敬畏之心，这是破坏文物，违规违法。
7月18日，这名古建爱好者对极目新闻记者称，刻字的佛头拍自景区古建四门塔。四门塔禁止游客入内，其估计佛头上的字是几十年前刻的。
公开信息显示，四门塔位于济南市南部山区四门塔景区内。据记载，四门塔建于隋朝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至今已有1400余年，该塔被誉为“华夏第一石塔”，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日，记者将“刻字佛头”图片发给四门塔景区工作人员辨认。景区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古建四门塔内佛像的佛头，塔内的佛像比这座古塔年代还久远一些。此前景区已关注到这尊佛像的佛头侧面有刻字，靠近佛像可看到这些字，但最后几个字看不太清。初步判断为“山东省测绘局十五人到此古迹”。
景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了上述刻字，他们发现景区的砖塔、古树上也有刻字，就此询问过退休老职工。据老职工介绍，上世纪50年代前，四门塔没有门，处于开放状态。上世纪70年代前后安装了门，但管控不严，仍处于开放状态。上世纪80年代后，成立了文保所，文保人员增加，有了管控措施。之后，景区24小时有人值守，后来又有了监控，如今四门塔禁止游客入内，不可能有人在刻字。老职工称，上述佛头上的字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刻的，具体是谁刻的，不清楚。
景区工作人员表示，这类佛像属于国宝。数年前，景区向上级文保管理部门提交了“刻字佛头”的文物修复方案，未获批准。文物修复修缮是有要求的，其中一个原则是“修旧如旧，最小干预”，“这些刻字看着碍眼，我们也想修复，但审批是有流程的。”目前，景区对文物的人防、技防、物防完备，后续会继续申请修复。
济南市南部山区管委会文保中心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将向该中心负责文保的人员反馈此事，进一步核查。
记者从当地某厅级单位了解到，山东省测绘局在多年前已更名，职能并入其他单位。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他工作了20年，没听说过上述刻字一事，多年前，测绘局会外聘一些工人，人员比较复杂，谁刻的字，不好评判。
延伸阅读
一枚流散百年的疑似佛眼，前不久回归云冈石窟。
这枚表面覆盖黑釉的陶制眼球，至今光可鉴人，与云冈石窟中仍保留在原位的陶眼酷似。
这枚陶制眼球的捐赠者为太原市民田亦军。2006年，田亦军在大同体育场外围路边的古玩地摊上偶遇这件黑色的陶器，卖主也不知道这是何物。田亦军对古瓷器有所了解，但从未见过这种器型，出于好奇便买了回去。
直到近20年后，田亦军偶然见到一张照片，发现照片中藏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云冈第8窟陶眼，与自己多年前购藏的陶器极其相似，便主动联系云冈研究院。如果确认是云冈石窟的佛眼，他表示愿意无偿捐赠。
今年3月，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理事长、云冈石窟博物馆原馆长赵昆雨受托赴田亦军家中见到陶眼，并带回大同开展鉴定。
围绕这件陶眼身份的鉴定，以及更多云冈陶眼的下落之谜，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云冈第19窟佛像，双目眼球都已脱落 本文图/赵昆雨供图
佛眼争议：是辽金文物，还是瓷拍子？
云冈佛眼回归信息披露后，一些网民提出疑义，有人认为这件陶器酷似瓷拍子。瓷拍子是制作陶器时，用于拍打陶器表面的工具。
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在鉴定工作开展之初就已列入考虑范畴。赵昆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件陶器抵达云冈后，经过了专家反复论证，首先考虑到的可能性，就是研磨器或者瓷拍子。瓷拍子通常表面较平整，而这件器物明显呈凸起的球状，表面釉色细腻，光可鉴人。
至于研磨器的猜想，为了达到研磨效果，研磨器一般都制成碾盘般的粗齿面，这件陶器表面也并无研磨痕迹。而且器物来自大同地区，专家的意见倾向于佛眼，但也不排除其他功用。
“为什么呢？因为不同于其他可供比对的陶瓷器，陶眼之器，典型性特质很少，可参照的案例又严重匮乏。”赵昆雨说，近些年，云冈研究院致力于对流失造像进行深入调查与追踪，“这件器物如果确系云冈佛眼，那就万幸，我们争取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不是，也为今后研究造像眼球提供了借鉴。文物鉴定本身，需要不停地论证”。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二级研究员詹长法曾主持多项国家石质及石窟遗产保护研究与修复工程项目，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鉴定陶眼归属，需要综合艺术风格、材质工艺、考古学及科技手段分析。
近日回归云冈石窟的疑似陶眼
比如艺术风格方面，可以根据云冈石窟佛像细长眼型特征、不同时代造像风格特征，对比陶眼的艺术风格来判断。材质工艺方面，石窟佛像材质具有地域特征，疑似眼珠若材质成分与特定石窟一致，或含相同的特殊添加剂，可作为鉴定依据；眼珠彩绘风格或雕刻细节若与特定石窟工艺吻合，也可溯源关联性。
一些考古学和科技分析手段，也可以派上用场。詹长法说，通过光谱和质谱分析，可以对佛眼的材质成分进行详细研究，将这些分析结果与石窟佛像材质数据库进行比对，可以增强关联性判定。2022年，龙门石窟修缮中，考古人员在卢舍那大佛右侧胁侍普贤菩萨造像的眼睛里，发现了成分为二氧化硅和铅的琉璃眼珠，经鉴定，其成分与古代琉璃一致。石窟造像中保存大块片状唐代琉璃实物，实属罕见。
陶眼体形都不大，并不昂贵，却为造像赋予灵性的神采。
云冈石窟博物馆里收藏着数枚陶眼，这些陶眼形状、尺寸各异，主要有蘑菇形和圆锥形两种。其中最大一枚呈圆锥形，直径11.5厘米，高14.4厘米。此次发现的疑似陶眼高7厘米，头部呈半珠状，直径10厘米，尾部为直径4.5厘米的平底，约一斤重。
北魏时期，云冈石窟造像都是纯石雕的细眉长目，为造像额外安装眼球，是在辽金至晚清时期。据统计，云冈石窟共有16个洞窟计76件造像加装过眼球，涉及佛像、菩萨、供养天、力士等雕像，今存者仅剩10余件。从残迹看，当时嵌入石雕部分的眼球球柄，有漏斗形，也有平底状。
詹长法说，在“凉州模式”和“云冈模式”影响下建造的石窟，如敦煌、龙门等石窟，北朝及之前通常不嵌入眼珠，而是通过刻制或彩饰表现眼部。到宋金时期，介休窑、鹤壁窑等著名窑场制作过半球形的陶质“摩尼珠”，或许曾被用作佛眼。敦煌石窟装配眼珠的造像，普遍为清代重塑的像；响堂山石窟未见辽金装配佛眼的明确记载；天龙山石窟现存资料仅记载佛眼遭窃，未说明装配技术。
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云冈第8窟陶眼
“云冈石窟是当前仅有确凿证据显示，在辽金时期广泛配置佛眼的石窟寺院。其余石窟寺院或因史料缺乏记载，或因考古发掘不充分，未找到相近举措。”詹长法说，这一现象与辽金政权对云冈石窟的特殊重视，以及佛教艺术在当地的发展密切相关，进一步凸显了云冈在辽金时期作为佛教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
在石头上钻孔安眼球，有相当高的技术难度。辽金时期安装眼球工程，与佛教艺术的进步、琉璃工艺的完善以及对佛像灵性象征的注重紧密关联。詹长法说，当时的匠人在承袭北魏风格的同时，结合了辽金本土美学，特别强调佛像装饰性与灵性的呈现。
多年以来，在各类纷繁紧迫、千头万绪的文物保护工作之中，陶眼尚未上升为一个受关注的议题。“对佛眼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赵昆雨说。
佛眼是如何丢失的？
1992年至1993年，在云冈石窟窟前遗址发掘时，一枚指甲盖大小的佛眼从辽金地层中出土。这是迄今唯一一枚真正意义上出自云冈石窟的辽金时代陶眼，因而没有任何疑义。
这枚陶眼有可能是自然脱落的。詹长法说，在石刻雕像上安装眼球，需要使用到榫卯和粘接技术，比较难保存，年代一久容易脱落。因而石窟寺中现存佛眼实例较少，多见于寺院木刻的彩塑造像。
除了自然脱落，也有人为破坏的可能。20世纪初，云冈石窟经历了至暗年代，外国不法文物商贩勾结村民，大肆盗凿云冈雕像，一些造像的眼睛本属后世附装物，极易盗取，所以惨遭厄运。然而，文物商贩感兴趣的是有艺术造型的雕像，对这些光秃秃的眼球并无兴趣，既然没有流通价值，带不来收益，盗凿者多将眼球随手遗弃，仅个别或散落民间。久而久之，老百姓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了。这就是云冈佛眼尽管失落那么多，存世者却一目难求的原因。
如今，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还保存着两枚云冈佛眼，均“采集”自第8窟内，其中一件高7.2厘米，直径7.0厘米，原为第8窟北壁上层中央倚坐佛的眼珠。2006年，日本学者冈村秀典在其《云冈石窟遗物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这个信息。这是迄今所知仅有的两件散落海外的云冈陶眼。
而很长一段时期，在云冈石窟之外，只有一枚云冈佛眼曾经现身。1985年，云冈石窟迎来这枚重要佛眼的回归。
“送上云冈石佛陶眼一件。”当年年初，考古学家、北大考古学系教授宿白给时任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吕济民致信，开头如此写道。宿白在信中介绍：“此物系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退休董事史协和先生所赠……云冈大佛遗失陶眼者甚多，但现知传世的陶眼只此一件。”
史协和即美国知名博物馆人士史克门，担任过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长25年。20世纪30年代，史克门在中国留学时，兼职为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采购中国艺术品，该馆所藏7000余件中国艺术藏品，一大半由他收集采购，包括龙门宾阳中洞最著名的《皇后礼佛图》等绝世珍品。1932年，史克门来到云冈石窟，当时云冈已经警戒严格，盗凿行为受到严格管控，他只从村民手中购得了一枚云冈佛眼，花费一块大洋。
河北曲阳北镇定窑遗址出土的宋金粗黑釉拍子，即一般所称瓷拍子，表面平整 图/《文物》杂志
半个多世纪后，史克门与中国文物界互动频繁，退休后决定捐出这枚佛眼。经由宿白牵线搭桥，这枚佛眼回到云冈石窟，至今仍是云冈石窟博物馆收藏的最大一枚陶眼。
这枚陶眼由细腻的胎土烧制而成，大头略凸，圆面，表层涂有厚重的黑釉。烧制时留下了近圆形凹坑状疤痕，这是当时将眼球嵌入眼孔时，粘接岩石的固定点。为了给这枚佛眼寻找归宿，云冈石窟研究人员研究了全窟眼球空洞的雕像。
赵昆雨说，第19-1窟主尊倚坐佛像，高7.75米，双眼球均已失落，留下直径为10—10.5厘米的眼洞，与回归陶眼的尺寸规格基本吻合，可列为首位排查复位对象。他说，当前3D打印技术十分成熟，只要将此佛眼的复制品打印出来，在佛像上进行比对，应该很容易准确复位。
复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石窟流失文物研究项目。赵昆雨说，未来希望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能获得支持，启动一项特别行动——对云冈石窟所有缺失陶眼的部位进行数字扫描，采集其直径、进深、形状等数据信息，对现在犹存的眼球胎土构成进行检测分析、断代。如果再有新的陶眼面世，根据数据库记录的尺寸，就可以较快地确定其是否出自云冈，可以复位到哪尊造像上。
云冈第16窟佛像，眼球已经不存
“复位是最具说服力的。除此，如果能够运用先进的透视扫描技术手段，探得目前造像眼球嵌入深部的形状是锥形、蘑菇形，或是其他，那就一切争议都烟消云散了。”他说。
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博物院以及云冈石窟博物馆里都展陈着回归的云冈文物。赵昆雨觉得，云冈石窟是人类珍贵文化遗产，但其本体是不可移动的文物。这些年，随着一些单体造像的回归，可以让公众有机会在各地博物馆中领略到云冈雕刻的艺术魅力，并借此了解文物流散和回归的故事，完成对云冈石窟历史更完整、更立体的认知。
目前云冈石窟尚未将回归的造像构件回到原位，回到石壁上最初的位置。这是通行做法，回归文物大多收藏于博物馆。已经移位的石质文物回归原位，应该采取何种技术，是否会对现存文物的安全产生影响，需要仔细研究才能谨慎实行。
流散百年，归途漫漫
2016年，云冈石窟来了一位美籍华人，名叫王纯杰，他刚刚向山西博物院捐赠了一件菩萨头像。王纯杰就职于美国佛瑞尔赛克勒美术馆，兼任美国一家拍卖行顾问，3年前，他在遴选一场拍卖会拍品时，巧遇一件被藏家标注为云冈第17窟的菩萨头像。他当即买了下来，阻止了文物再次流散。
王纯杰来云冈石窟那天，十分熟悉云冈石窟雕像情况的赵昆雨对他说，这件头像不是第17窟的。王纯杰十分忐忑，以为买错了。赵昆雨带他进入第19窟，指向南壁东龛的一尊残缺的胁侍菩萨说，捐赠的头像属于这尊菩萨。因为雕像头部宝冠的缯带依然保留在石壁上，与头像可以“合璧”。王纯杰当即激动不已。
1933年，日本出版发行了山本明《震旦旧迹图汇（云冈石窟）》图集，其中第19窟南壁东龛菩萨依然是完整的，如今对照来看，与回归的菩萨头像完全对应。这是另一个可以印证的证据。
云冈第7窟思惟菩萨，眼球已经脱落
这是云冈石窟文物回流史中的标志性事件。两年之后，王纯杰再次巧遇一件云冈雕像，这是一件头戴鲜卑帽的人物头部。云冈造像中的鲜卑形象，大多出现在供养人行列，第7窟后室东壁原有两尊并肩而立的鲜卑装人物像，但其中一尊头部残缺，而剩下的一尊面相与王纯杰捐赠的头像近乎“孪生兄弟”。这件回流文物也顺利找到了归宿。
“非常幸运，王纯杰先生捐赠的两件雕像，盗凿时留下的痕迹都很奇特，越奇特就越能准确复位。”赵昆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其余很多雕像本身没有太多特征，而且很多雕像遭盗凿后，又被二次修饰砍削过，丢失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使得复位十分困难。
迄今为止，包括史克门捐赠的佛眼和王纯杰捐赠的两件造像在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件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归云冈。赵昆雨曾全面调查过海外云冈流失文物，共计100余件。他比对百年前海外出版的云冈盗凿前的图录，再观察云冈石窟的文物现状，试图将流失文物一一复位，“现已掌握了30多件流失造像的原始位置”。复位是最雄辩的证据，证明流失文物的归属。“每一件被盗造像都是云冈失散在外的孩子。那些年究竟走丢了多少孩子，他们都在哪儿，现在还好吗？这些信息一定要掌握。”他说。
云冈文物的流失始于20世纪初，尤其是1907年法国学者沙畹进入云冈大量拍摄，随后出版《北中国考古图录》，向世人首次公开展示云冈石窟精美的雕刻艺术。云冈石窟开始享誉世界，也开启了被盗凿的厄运，尤以1918年至1929年间最为猖獗，云冈文物主要流布于日、法、美、德等国。
历史上流失文物追索是国际性难题，至今仍争论不休。每隔几年，拍卖行都有云冈文物上拍，常常引来谴责。“我们对此也爱莫能助。”赵昆雨说，流失日本的云冈文物约占流失文物总数的65％，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正关注日本有关慈善机构，期望今后能促成日本私人藏家手里的一些云冈文物回归。
对于散落民间的云冈文物，这次意外的疑似佛眼回归，是一次良性示范。“民间可能有一些小的构件，比如造像的一只耳朵、手指，孤立地看已经很难分辨是什么、属于哪里。我们希望通过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这一新途径，让散落于民间的云冈文物找到回家的路，挽救那些走丢的‘孩子’。”赵昆雨说。
“实际上，如同圆明园兽首所呈现的，文物的价值不仅体现于物质形态，更在于其承载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对于云冈文物回归的意义，詹长法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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